米勒博士的考察，在一种严谨而务实的氛围中如期进行。

这位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果然如同阿娟和南宫婉所描述的那样，严谨得近乎苛刻。他随身带着一个厚重的记录本，每到一处，都会提出一连串细致入微的问题，从药材种植的土壤pH值记录，到健康档案中某个症状描述的准确性，再到预防汤药发放的签收流程，事无巨细。

万大春、赵婷、林晓婉，甚至被临时抓来当“翻译”和“数据员”的狗蛋，都经受了这位外国教授近乎“审讯”般的提问。但令人佩服的是，米勒博士的态度始终是学术探讨式的，没有居高临下，只是执着于弄清楚每一个细节和数据背后的逻辑。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白天走访药田、卫生室、村民家，晚上则关在合作社临时为他准备的房间里，对着沈言提供的一部分脱敏后的汇总数据，用自带的笔记本电脑进行初步分析。他的随行助手——一位华裔博士后，则负责拍照、录音和整理标本。

沈言全程陪同，除了协调，更重要的是观察米勒博士的关注点，并适时地补充说明桃源村模式中那些无法用冰冷数据完全体现的“人情味”和“社区韧性”。

考察结束前的最后一个下午，在合作社的会议室，米勒博士终于给出了他的初步反馈。

“万医生，赵女士，还有各位，”米勒博士的中文说得有些生硬，但表达清晰，“首先，我必须说，这次实地考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更准确的词汇：“在我的研究经历中，见过很多在资源匮乏地区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它们大多依赖外部资金、技术输入和严格的协议框架。但你们这里，很不同。它的驱动力似乎主要来自社区内部，来自你们称之为‘合作社’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及，”他看向万大春，“您个人的领导力和村民们对您的信任。”

“这种模式，在现有的公共卫生理论框架中，属于比较特殊的案例。它的可测量性、可持续性、以及大规模复制的潜力，都存在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米勒博士推了推眼镜，“但是，我也看到了它独特的优势：极低的实施成本、高度的社区接受度和参与度、以及将健康干预与经济发展结合所带来的内在激励。这些，恰恰是很多高端项目所缺乏的。”

他打开自己的记录本：“基于这两天的观察和有限的数据，我认为，桃源村的实践，非常有价值作为一个‘真实世界研究’的典型案例，来探索在类似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传统医学智慧、社区资源和现代公共卫生原则。”

听到这里，万大春和沈言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稍定。米勒博士的反馈是审慎而积极的，没有否定，而是将其定位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所以，”米勒博士继续说道，“我原则上同意，与你们建立研究合作关系。我的团队可以提供的，主要是研究方法论的指导、研究设计上的协助、以及部分数据分析的支持。我们可以共同设计一个为期一到两年的观察性研究方案，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分析你们在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中医药应用等方面的数据，评估其有效性和影响因素，并尝试提炼出一些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发表，我们可以共同署名。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和解释权，必须明确归属于桃源村合作社，我们仅拥有在约定范围内的研究使用权。这是合作的基础。”米勒博士的态度非常明确，充满了学术伦理的自觉。

这个合作框架，比万大春预想的还要理想。米勒博士看重的是学术价值，而非商业利益，而且非常尊重数据主权。

“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合作框架，米勒博士。”万大春代表团队表态，“具体的合作细节和研究方案，我们可以后续通过邮件详细沟通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