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为奸吏所蒙骗欺侮，甚至识字者操控舆论，影响法司，吏员则世代为吏，上下沟结渔肉乡里，很多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若百姓知道律令和朝廷诏敕，则地方官员和滑吏根本无从收取。君侯虽然要花费不少，但这件事做得对，在下完赞同。”

李仪点头道“若人人识字，能读书明礼，熟知律令，邸抄，可以看报，则世间要少很多莫名其妙之人，多一些守礼，懂法，知耻的君子，是以花费再多，也是值得。”

陈佐才等人亦是发言赞同，秦东阳等人当然也无话可说。

徐子先倒是没有想到，成立学房搞免费教育居然这么容易被众人赞同和支持。

虽然他的威望和在侯府说一不二的权势完可以强势推动，但如果有部下的赞同和真心支持，做起事来当然是事半功倍，不支持和支持，肯定是不同的效果和结果。

在颇感欣慰的同时，徐子先也是由衷感慨，可能放眼天下，也就是大魏，其实也就是华夏历来最重教育。

此时的欧洲和阿伯拉，知识应该还是被贵族和富商们把持着，在印涮术广为流传，造纸术推广，活字印涮出现之后，教会，贵族，富商对知识的掌控才逐渐放松和失控，人们能看书，学习，思索，这样社会才出现活力，出现不同的杂音，这样才能推动学识的流通和传递，才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到科学的体系当中。

技术只是科学的载体，哲学才是科学出现的土壤。

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民间出现了更多的声音，人们从盲信趋于理性，所有人都希望获得更多，希望能改变更多，在这种基础上，才会有出海的航海家，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机会，需要更多的技术改良和革新，然后才会有球贸易与军事革命，接下来工业革命才会顺理成章的出现。

华夏有重学识的传统，但华夏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走了歪路。

中世纪是学术控制在教会手中，而华夏则是从汉之后，明儒暗法，儒家的学识和法家治民的手段为集权制的皇朝效力，儒家学说用来维系人心，法家集权和驭民术用来做实际的统治基础。

徐子先现在认为，大魏太祖很多事做的都很对，否则大魏不能抗击巅峰期的蒙古和契丹，党项等异族。

但太祖做的不对的就是没有改变集权皇朝的本质，没有更多的思路，没有改变外儒内法的本质。

所以天子还会集权，时间久了，大魏还是会成为一个扁平化的集权王朝，中枢会越来越腐败无能，地方会越来越穷困乏力。

当外敌衰弱时，王朝还能维持。

当外敌强势时，中央集权的王朝走到中后期时，就会难以维持，不管是宋或是明，都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