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注定不是个安稳和平的年份，战争的阴云已经在世界的上空弥漫。

不声不响完成了备战动员的大顺，皇帝南巡松苏，大阅舰队。

英法在北美殖民地的摩擦，日益加剧。

普鲁士在扩军。

俄国在扩军。

瑞典在扩军。

奥地利开始建设第一批正规的军事学院，也在扩军。

西班牙终于成立了外汇和白银管控银行，政府插手对贵金属的直接管控, 并且扩建了加的斯的军舰造船厂。

然而，在战争阴云的密布之上，这个时代最热烈的那轮名为启蒙的太阳，依旧耀眼。

甚至在这一年，闪烁出一阵阵狂躁的耀斑，仿佛是恒星膨胀期之前的胎动，涌动的狂躁能量，隐藏在战争的阴云下。当阴云褪去的时候，人们再抬头注视这轮名为启蒙的太阳时，一定会记起这一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战争以外的大事。

日内瓦。

逃亡避居在此的卢梭，正在为勃艮第大学第戎科学院的一场征文大赛，画上他这篇征文的最后一个句点。

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很有趣。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

沾满墨水的笔，在稿纸上快速滑动，留下一连串的字符。无意义的比划，被人类赋予了意义, 又将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诉诸纸上。

“……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 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 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 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写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卢梭，意犹未尽，带着精神的亢奋，将他完成的征文放在了一旁，又拿起来一本最近出版的戏剧，并在这一本戏剧册子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准备还给这部戏剧的作者。

如果非要给这种别扭，找一个多少相似的、但其实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约可以简陋地理解为“俄国版的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续的西化派、本土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罗斯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人也不要我亚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罗斯是否有社会学层面的特殊性”等问题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崛起，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

大顺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顺这些年因刘钰而产生的变化，让文明等于西欧这个概念毁灭，并试图形而下地通过工业化文明的普遍性，将普遍的伪装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试图用普遍的阶级间的斗争粉碎旧时代。

同时又用大顺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刘钰所掌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明确地分化了实学和西学，避免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迷糊问题。

但俄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在罗刹宫廷里，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她的新晋宠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过了前一阵玩雷电风筝侥幸未死的罗蒙诺索夫的两份上书。

一封，题目是：标准俄语语法，以及明确古斯拉夫语与白话标准俄语使用场合的奏请。

另一封，题目是：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并不设置神学系的奏请。

然而，实际上，第一封奏请，在一开始，就在类似大顺“实学还是西学”的问题上，弄出了扭曲无比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