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这要是被借头了，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

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

这种话，点到即止。

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讲道理。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你大顺有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见你李自成、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

是以，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对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假装不知道”，“非朝廷不爱民，实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然而不知道”，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最为流行的做法。

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别幻想了，没用。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好处你们拿了，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我们是不会做的。

所以内帑、勋贵、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那碍于朝廷颜面，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

你要非说有，非要点破这件事，那你出钱——或者，不出钱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加派、助捐，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

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无奈自嘲道：“是故，韩非说：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这样的道理啊。是我异想天开了。”

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忙道：“国公心系百姓，关心则乱，这是好事。只不过，国公久在军中，或与商人打交道。这地方上的事，着实难办，与军中、商贾大为不同。”

“非我等不办，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国公素有智谋，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亦未可知。下官只是说，以下官愚钝的思虑，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都各有利弊，做起来极难。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

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但想了想，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

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除非自己公开说，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把大锅背起来。

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刘钰也没法说，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

而且，刘钰觉得，就算说了，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也肯定是面上点头，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自己也不会办，免得沾上事。

这时候不好说什么，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

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拖到了后面。

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