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

只要把泽兰拉过来，有钱两家一起赚，保住十二人，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七十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他们拿小。

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阿一条船、泽一条船、其余省共分一条船、巴达维亚妥协一条。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泽做小要强得多。

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效率为先、通力合作、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

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普鲁士的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就其债务问题而言，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破产崩盘。

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

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那么船上的货物、账本、资金流水等等，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不能像以前一样，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

其中，行贿必须“写借条”的规定，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在这个风口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救了公司，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

可救完之后，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华贸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不去行贿，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他的前途也就没了，可能还要被质问“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

派人回总部请示，一来一回，快一点两年，慢一点三年，根本不现实。

开拓时代，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效率怎么来。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

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委员先生，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

“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回去售卖。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

“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更不会制作镜子。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

“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我想，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

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回去后升职加薪。

而且，公司计算的成本，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著交换黄金